五胡乱华
匈奴 鲜卑 氐 羌 羯 这五个胡人部落 为什么在西晋时期突然出现在中原，并且彻底摧毁西晋朝廷，造成衣冠南渡多崩奔，北方中原地区数百年都在二十多个国家战乱中？ 号称“魏国地方官吏政绩第一”的能吏，并州军政一把手的列传。 在三国志的他的列传里，有这样一段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内容。 （建安）二十二年，太祖拔汉中，诸军还到长安，因留骑督太原乌丸王鲁昔，使屯池阳，以备卢水。 昔有爱妻，住在晋阳。 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归，乃以其部五百骑叛还并州，留其馀骑置山谷间，而单骑独入晋阳，盗取其妻。 已出城，州郡乃觉； 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 习乃令从事张景，募鲜卑使逐昔。 昔马负其妻，重骑行迟，未及与其众合，而为鲜卑所射死。 始太祖闻昔叛，恐其为乱于北边； 会闻已杀之，大喜，以习前后有策略，封为关内侯。 （实际上《三国志》并无这段，这段是《三国志》原文之下的注释引用《魏略》的文字） 大意就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在降服汉中张鲁后，向中原撤军。 撤军过程中，把一队乌桓骑兵留在长安的附近，保卫魏国的西部。 这支乌桓骑兵的首领叫鲁昔。 鲁昔因为妻子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分隔两地，甚是思念，所以就背叛了曹魏，领着骑兵到了并州（山西）接老婆回草原。 结果被时任并州刺史的梁习招募的鲜卑人杀死。 曹操听说了，非常高兴，封梁习为侯。 这段记载松平常，主角是一个叫鲁昔的乌桓人。 而梁习反而是一个配角，其作用是作为并州的军政一把手，如何雷厉风行处理胡人叛乱的问题，然后论功行赏云云。 但是，这段文字如果深究下去，好像没那么简单。 所以，这个突然插入别人的列传里的鲁昔是谁？ 乌丸又是什么？ 乌丸（乌桓）是什么部族？ 乌桓是东汉后期到南北朝前期，生活在内蒙古草原的一个部落群。 大约生活在今天河北北部的内蒙古的部分。 在乌桓西边，就是今天山西北部的内蒙古部分，还有一支胡人，名曰鲜卑。 根据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的考证，可以知道这两个支游牧民实际上长期交流，干架，联姻，时而对立，时而联合，可是说是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代的草原的非常强力的两只力量。 汉末魏晋之际，乌桓人势力强于鲜卑。 实际上，乌桓人很早就参与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 袁绍和乌桓人来往频繁，甚至借乌桓骑兵替自己打仗。 曹操灭了袁家，乌桓也被曹操打败了。 乌桓的大首领甚至被曹操大将张辽在战场上直接砍了。 之后乌桓就开始和曹操合作了。 虽然以今天看来，草原游牧民是残暴的化身，但实际上草原游牧民的生活应该比汉地更加自由散漫，当然生活也更加贫乏。 根据王铭珂《游牧民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游牧部族》里的描述，由于游牧经济的主要财产积累形式是牛羊牲畜，当游牧者遭遇灾害或者专制权力的时候，往往就赶着牲畜到另外一片草原生活了。 游牧民往往是没有什么中央政权的。 所以，乌桓人如果产生所谓“大首领”，那往往是大首领的个人魅力或者大首领的部族非常强力。 一旦大首领被怼了，那乌桓也就重新回到各部落各自为政的状态。 这也就给了中央政权有机可乘的机会——经常笼络一部分乌桓，打击另一部分乌桓，来保证中原政权的安全。 对于被打击的乌桓，当时的具体战争细节已经无法复原，但是山东嘉祥县的东汉时代的画像石上，有胡汉战争为主体的图片。 下图的第三行，就是汉军俘虏了胡人，向汉军将军献俘的图景。 胡人像牛羊一样，被用绳子或者锁链穿起来，一排排的被驱遣到汉将军的座下，进行献俘仪式。 要么在战场上被砍死，要么就这样和一个畜生一样被当做奴隶来对待，恐怕是当时战争一个真实的侧面。 而被笼络的乌桓呢？ 根据梁习的传记可以知道，当时的被笼络的乌桓人，他们往往可以进入塞内，但是他们的家人往往被扣押为人质，要么在晋阳，要么送邺城。 他们进入塞内之后，战斗力强大的，可以组成骑兵，参与战争。 而普通人，就必须放弃草原的生活习惯和游牧生活，被强迫进行农耕，纳税，被汉人专门任命的官员管理，驱遣。 正如上文所说，游牧民由于游牧的谋生手段，往往是很向往自由的。 如果有人压迫他们，他们就直接领着牛羊去了别的草原。 但是进了塞内就不一样了。 在专门的官员和管理机构的监视下，他们往往被当做农耕民一样固定在某块土地上，受到官员的各种压榨。 你想反叛？ 首先你有家人作为人质，其次，你要越过那个高耸的长城才能回到草原。 这是入塞的普通乌桓人的现状。 而乌桓贵族和年轻力壮成为骑兵的，应该有机会立有战功，获得一个相对优渥的生活吧？ 但是，据我了解，在魏晋之际封侯的，没有任何一个是胡人。 曹魏的核心统治阶层的构成中，，要么是曹魏皇族曹—夏侯氏，要么是士族。 连汉人寒族都很少。 寒族邓艾立了灭蜀的军功，不仅没有封侯，被曹魏士族内部直接找了个借口清算了。 曹魏政权的大门是封闭的，连汉人自己都挤不进去，更何况你胡人？ 我推测，胡人骑兵的命运，应该和蒋介石手底下非嫡系地方军的命运一样，就是炮灰。 随着战争的进行，他们战死的人越来越多，但也许得不到人员补充，得不到物资补给，更别说嘉奖了。 而如果他们失去了战斗力，他们就八成和普通乌桓人一样，被驱赶去变成了农民，失去作为一个战士的人生。 一言以蔽之，乌桓，胡人，在长期的胡汉交流过程中，在当时中原王朝的眼中形成的胡人的形象，并不是【自己人】，而是其心必异的【他者】——要么是必须讨伐的敌人，要么是可以压榨的工具。 是构建自我合法性的必备之存在，是名为【他者】的地狱。 那么我们回到段记载的主人公鲁昔的身上。 鲁昔应该是要么是投降，要么是被笼络的乌桓人的一个部落的酋长。 由于乌桓没有统一的政权，所以每一个部落的命运都无法自己掌握。 不过鲁昔被封为太原王，名义上是王爵，看起来应该还是个挺强大的部落。 鲁昔的家室应该是被留在晋阳作为人质扣押了。 而鲁昔本人，应该是带领他的骑兵，去参与了曹操和张鲁的战争。 战争之后曹操留鲁昔军驻守长安附近的池阳，防备另一支胡人，卢水胡。 但鲁昔应该很快发现，他的真实的生活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优渥。 在草原上，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现在，分割两地。 在长安附近防备卢水胡，进行了一些战斗，但他很快发现曹魏政权对他们的支持很少，而他们的军功也得不到嘉奖。 这让鲁昔很是难受。 也许，他还听说了在并州的他的胡人的普通部众的生活。 鲁昔陷入了忧虑和不安。 在忧虑和不安之后，他得到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在池阳，他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恐遂不得归。 草原人对自由的向往，作为一个骑兵战士的灵魂在他心里苏醒，他决定叛乱回到草原，重新找回本属于他和他的骑兵的人生。 但他放不下他的妻子，当然，如果他跑了，他本来高贵的妻子的命运肯定是要么灭口要么沦为奴隶。 所以，他决定绕道，从长安（陕西西安）到晋阳（山西太原），接回他的妻子，一起回草原。 红线为大致的当时胡汉分界线。 鲁昔想要逃离中原政权的控制，最简便的路线是直接向北跑。 但是他为了他的妻子决定绕道。 这个决定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只有500骑兵，根本没可能攻陷要塞晋阳城，所以，他决定把大部队放在城外，他一个人潜入晋阳城把自己的妻子偷回来，再和大部队会和。 他的计划一开始成功了，他成功地把他老婆偷了出来。 但是并州刺史梁习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员，他很快发现了鲁昔的计划。 但是鲁昔毕竟是个战士，梁习身边的汉人从骑术到射术都根本无法和鲁昔抗衡。 梁习于是招募了乌桓对立的胡人，鲜卑人的骑兵，去追赶鲁昔。 鲁昔的马上毕竟是两个人——他和他老婆。 他对付汉人还可以，但是被鲜卑骑兵追击，他又能怎么办呢？ 最后，他没有来得及和大部队汇合，就被鲜卑骑兵追上，在鲜卑骑兵的乱箭之下，战士鲁昔被乱箭射死。 至于鲁昔的妻子，一同被射死，恐怕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所以，这是一个游牧民贵族失意落寞，奋起反抗，又抵抗至死的英雄毁灭的故事。 只不过，在记载里，这并不是一个英雄故事。 这是并州刺史梁习的功绩史。 鲁昔的挣扎，鲁昔的热血，鲁昔的人生，还有跟随鲁昔的500骑兵，都是并州刺史梁习功劳簿上的一个数字，一个所有人鼓掌欢呼的功绩——太祖（曹操）……会闻已杀之，大喜，以习前后有策略，封为关内侯。 这个故事出自《三国志》注引《魏略》。 《魏略》是魏国鱼豢私家所著的魏国的纪传体史书。 由于《魏略》实际上是魏国还存在的的时候就开始写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当代史”，反应了魏国当代人的思想和意识。 而在这个《魏略》中，草原人鲁昔的壮烈而死，被当做梁习功绩的见证，这种书写方式，所反映出的当时的人们心中的意识和想法，恐怕是一种空前的对于草原人的蔑视和敌意吧？ 当然，这在中原人看来，只是个不大的事情，最多只在当时有一些波澜。 鲁昔死后，太阳依旧升起，曹魏的革刘汉天命之路依旧在继续。 只是，历史上不存在绝对孤立的事件。 鲁昔之死，对鲁昔之死的记载方式里，所反应出草原人的【他者】的形象，中原人对于【他者】的敌意和轻视，中原政权如同草芥般处理胡人的交往方式，胡人又奋起反抗这种命运的行为，恐怕并不会随着鲁昔之死而消逝，依然会无数次重新上演在胡汉交界的地带。 而鲁昔殒命的那一年，公元217年，距离那个胡人团结在几个团结的旗帜之下横行中原，大肆杀戮，烧杀抢掠，以致中原陆沉，晋帝屈膝投降，晋代宗室士族狼狈南逃建康，我们如今称之为“五胡乱华”的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正好10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里是原答案和新答案的分割线。 以下为原答案。 ———————————————————————————————————————————————————————————————————————————————— 各位前辈说的已经很详尽了……我想补充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 不过在下既不是历史专业，也没有经过远东魔术协会历史部的资格认可……所以说的也是半脑洞半事实，各位权当个评书故事来听。 五胡乱华当然有各种外因，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晋帝国出问题了。 毕竟北方胡人也不是第一次遭寒灾，呼韩邪只能请求依附汉政府，而汉赵却能把晋政府直接RUSH掉了……这只能说，晋政府已经无力支撑其帝国，就算胡人不推一把，恐怕他也时日无多了。 晋政府何以如此衰微，当然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 但是八王之乱的源头，则是司马炎罢州郡武备和分封诸王。 这个在后人看来有点昏聩的决策，当时确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当时的皇权很孤独。 在政府里，皇帝面对的是一群世族高门，他们把持仕途，控制舆论，威胁皇权。 昨日有河内温县的司马家，明天又会有谁家呢？ 司马炎不可能不害怕。 所以把分封诸王，是为了用军队的力量保卫皇权不受这些世家大族的威胁。 而在东晋之后，皇权复振，南朝也是倾向于赋予皇族以兵权，镇守要地，防止东晋那种门阀掌握兵权各种挟制政府的情况发生。 因此在当时来看，司马炎这样做，这样防备世家大族，确实是有其无奈之处。 这样看来，真正的症结，在于统一帝国的皇权卧榻之侧有世家大族酣睡，让皇帝坐立难安。 世家大族的出现，让整个帝国的皇权不再可能重现秦汉帝国的强势。 世家大族，在汉代就出现了。 据说（因为看过的资料太少，不敢下定论）秦汉帝国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土地自由买卖，颇有现代自由的市场经济之风。 而东汉帝国的政策，又偏向于自由放任。 近代的自由放任，放任出的是卡特尔，托拉斯这种怪物，东汉的自由放任，就放任出一帮世家大族。 这些世家大族，包庇大量破产农民，拥广袤的土地，俨然“土皇帝”。 这些“土皇帝”有了资产，有了当地的影响力，渐渐就控制了社会舆论。 汉帝国原有的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因为这些大族的控制舆论，做官通道渐渐被世家大族所垄断，经常一家好些人都在政府里做高官。 比如袁绍他们家四世三公……就算一个世族没啥文化，没法进入政府，他也会因为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诸多人口，有很强的私人武装力量，比如东晋初年捣过乱的义兴周氏……总之，这些名为“世家大族”的怪物，他们经济实力雄厚，垄断政府，有些甚至有私人部曲。 但是这样，世家大族实际上是把秦汉帝国埋葬了。 秦汉帝国的立国准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控制广大的弱小的自耕农。 在皇权之下，不允许出现任何中间层来妨碍皇权直达民众。 刘邦出身的亭长这一职位，实际上就是皇权深入郡县的表现。 皇权至上，下边是均匀而广阔的基层。 编户齐民直接被县政府管辖，县政府则是由帝国任命的官员县令管辖。 但是世家大族的出现，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世家大族把原本属于国家户籍下的编户齐民变成了私人的依附者，土地也变成了世家大族私人的土地。 而这些世家大族又累世为官，掌握政权。 自耕农变成了庄园主，名义上是帝国的官员实际上是家族的代言人。 皇帝和皇权，变得孤独而孱弱。 虽然不至于东周故事，但也是争斗四起，再无宁日。 秦汉帝国的前辈皇帝，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帝国政府无数次抑制豪强，但是没啥用。 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垄断。 垄断的结果，就是养出世家大族这么个怪物。 帝国政府的措施，最多只有延缓的效果，却难以治本。 所以，当时晋帝国面对的问题，不是一时的问题，是整个秦汉帝国自身弱点经过长期积累的大爆发。 秦始皇没回答，汉武帝没回答，光武帝似乎直接放弃了回答……司马炎只能本能地 大肆分封皇族来换取安全感。 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但起码能解暂时的倒悬之危。 但是奢靡堕落的社会风气，异族的内迁，皇族的权力斗争，把司马炎费劲心思营造的一丁安全感全部砸碎了。 说到底，秦汉帝国的病症已经总爆发，世家大族已经成为一个皇权根本无力完全压制住的怪物。 司马炎暂时的缝缝补补，已经不能挽回秦汉帝国制度的江河日下。 而看似要成为新主人的世家大族的子弟，却一个比一个的浪……啥都干，就是不干正事……喝酒，谈玄，嗑药，就是不问政治和军事…… 整个中州陆沉怎么看都是时间问题了。 需要有一帮新的力量掺和进来，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组织帝国，才有可能结束这一片衰败。 最后，这股新的力量就是弘农杨，成纪李背后的关陇集团，不过那是要到300年后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五胡乱华，最重要的原因是秦汉帝国制度已经衰朽到无力抵抗任何突发事件了。 两晋南北朝是当时人的浩劫，但也是新的起点。 PS. 我的私货觉得，当时之所以会形成庄园主，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场不发达。 市场不发达，源自剩余产品的稀少，源自生产水平的相对低下。 等到了宋朝，占城稻传入，生产技术革新，剩余产品多了，市场发达，即使宋帝国再也“不问田制”，也放任不出庄园主了。 还有一个PS. 全程私货脑洞和看过的资料混杂，谬误之处还请指出然后轻喷……玻璃心的答主敬上…… 编辑于 2019-05-06 赞同 366 50 条评论 收藏 感谢 收起 FFF团长 Dark Flame Master 86 人赞同了该回答 这个问题根据探究程度不同，找到的原因也会不同。 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来解释的话，胡汉问题的爆发是必然的，但五胡大混战，分裂持续三百年之久则是偶然的。 游牧政权是华夏文明挥之不去的影子，无论中原王朝多么强盛，也不可能将其根绝，打跑一批又会出现新的一批。 匈奴离开草原后来了鲜卑，鲜卑离开草原后来了柔然，柔然离开草原后来了突厥，之后又有回纥、契丹、蒙古等等，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是个无解的问题。 再强的政权也会有衰弱的时候，两汉虽然武德充沛，但也逐渐迎来了自己的危机。 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流民群体的扩大和地方豪强的兴起，而这两者又互为因果。 因为天灾和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变成流民，流民成为地方豪强的佃户后加强了后者的实力，降低了中央朝廷的税收兵源，朝廷只好加重民众的负担，令更多的农民破产，形成回环。 而地方豪强在兴起之后，又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上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号召力。 这个趋势连天选之人刘秀都无法阻拦，更不用说章帝之后的那一堆的小皇帝。 在东汉陷入这样的危机之后，周边的少数民族也越发不安分，永和之后因为羌乱，东汉朝廷二十多年花去了军费三百多亿。 桓谭《新论》里记载西汉时地方政府每年上交中央的赋税收入是四十亿，因而平定羌乱对朝廷带来的财政压力是巨大的。 在这种前提下，东汉朝廷开始雇佣少数民族作战，以减轻自身的负担，匈奴、乌丸、羌、氐、賨族的部队都曾为东汉政权作战。 到了三国时期，这种情况更加常见，董卓、袁绍、曹操、刘备、孙权、张鲁、马超等军阀的部队里都有少数民族士兵，魏蜀吴建立后也各自成立了由少数民族组建的精锐部队，西晋灭吴时甚至还有来自匈奴的人马。 但问题在于，你要用人家来打仗，就得把人家迁到内地来居住。 于是从东汉开始，异族便不断内迁，南匈奴居住在了山西，人口发展到了几十上百万，曹操平定乌丸时也内迁了一万余落，大约是十几万人。 羌人和氐人则是从东汉初年就开始内迁，马超他祖先马援就内迁过羌人和氐人，一直到马超这代都还在羌氐人里拥有很高的声望。 在曹操之后，蒋琬、郭淮、姜维、邓艾分别都有内迁异族的记载，至于吴国，抓山越人充户口是其立国之策。 当中相关情况，我在其他答案也有提及。 三国时期山越族对吴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www.zhihu.com 图标 司马炎篡魏的时候，五胡南北朝时期那些大佬都在干什么？ 按曹奂诏书的说法，司马昭时期来投奔的异族有870万之多。 是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狂狡贪悍，世为寇雠者，皆感义怀惠，款塞内附，或委命纳贡，或求置官司。 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 海隅幽裔，无思不服； 虽西旅远贡，越裳九译，义无以逾。 不用说，这里面肯定是有吹牛逼的成分，但中原大地居住着大量的异族人口当是事实。 例如根据江统的徙戎论，当时整个关中人口有一半都是异族。 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 从西汉起，朝廷便开始专门设置使匈奴中郎将等异民族统御官，到东汉时数量大大增加，但大都还没有形成常制。 到了曹魏时期，护乌桓校尉和护羌校尉等官职已经固定为常设官职，且经常由边境刺史兼任。 等到西晋初年，边境刺史兼任异民族统御官也成为了制度。 强行把人家迁走是不可能的，异民族统御官制度的逐渐完善说明异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深，强迁无法根治，只会导致胡乱更早爆发。 而且此时的少数民族已经远非昔日的匈奴可比，羌、氐、賨人已经高度汉化，十六国时期这几个民族的君主苻坚、姚苌、吕光、李雄、杨定从名字上完全感觉不出和汉人有区别，羌人已经学会了农耕，氐人擅长织布，賨人甚至连本族的语言都忘记了。 除了居住在内地的少数民族，塞外的鲜卑人也迅速发展壮大，鲜卑首领檀石槐在曹操出生前后基本统一了鲜卑，成为拥有百万人的大型部落。 鲜卑人学习汉人的军制、战术，又得到了汉人冶铁、锻造武器和铠甲的技术，还发展出了世袭制。 此时的鲜卑已经是中原王朝的劲敌，司马炎时期爆发的秃发部和慕容部的叛乱就令满朝文武头疼不已。 有这么多的异族在身边，一旦中原王朝露出破绽，他们便会趁机而入，引发大麻烦。 要解决异族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融合，也就是汉化，让异族认同自己和汉人是一家，汉人也认同自己和他们是一家。 当时最接近这一形态的是賨人。 但对于西晋王朝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西晋王朝并没有解决从东汉以来皇权衰落的危机，司马炎的占田制虽然对于小农经济的恢复有促进作用，但并没有触动世家大族的利益，西晋就是靠世家大族的力量扶上台的，司马炎并不敢贸然向他们开刀。 但这样一来，负担又要重新压到民众的身上，其中自然也包括异族，胡汉矛盾因而进一步升级。 除开缺乏经济上的力量，胡族在制度文化层面上和汉人的差距也太大，即便是最接近汉人的賨人，也保留着部落酋长制。 另外像语言不通、不识汉字，外加一些如继婚制(父死子收其妻妾)之类上不了台面的习俗，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双方的隔阂。 而在这些客观因素之外，还有主观因素，那便是胡汉双方对对方的傲慢与偏见。 汉人在文化上鄙视胡人，同时又对其野蛮善战感到畏惧，胡人也对汉人同时抱有轻蔑和自卑的矛盾情感，这样一来双方就更加无法认同对方。 矛盾既然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进行调和，那便只能使用暴力来解决了，这就是胡汉问题爆发的必然性。 但问题最后爆发得这么严重就确实是个偶然情况了。 西晋上承秦汉三国之余烈，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本不该在异族面前搞成这副狼狈的样子，而酿成这一结局的原因便是八王之乱。 之前提到西晋是由世家大族们扶上台的，但对于这群世家大族，司马炎打从骨子里是不信任的。 他临终前任命的两位辅政大臣，一位是外戚杨骏，另一位是宗室司马亮，没有一个是来自士族官僚。 由于早年在对待齐王司马攸的问题上，大量的官员和宗室站到了齐王一边，使得司马炎将杨骏等外戚拉上前台当做皇权的保驾力量。 然而司马炎又对外戚力量的过强产生了疑虑，于是在死前一年大幅提升诸王的实力，使之可以与外戚正面抗衡。 结果等他一死，先是外戚里的杨骏和贾南风斗了起来，接着贾南风又和宗室开斗，等到贾南风一党被司马伦铲除后，外戚退出了舞台，宗室开始自己和自己斗。 而司马炎留下的诸王虽然能力平平，搞起破坏来却是个比个的强，十年的混战，把西晋的家底和威望败得干干净净。 关中、巴蜀、荆襄、江西、南阳、山东、淮北等地集体爆发流民起义，局面完全失控，这时候异族们也随即起兵。 就这样，胡汉问题以一种最糟糕的形式爆发了。 南渡建立东晋政权的琅琊王司马睿实力并不强，而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却拥有传承自东吴以来的雄厚家底，晋室为了站稳脚跟只好进一步出让利益给士族们。 从东汉以来就愈发严重的豪强问题也同样以一种最糟糕的形式被摆上台面，皇权极度衰微，使得东晋和南朝形成了自秦朝以来罕见的贵族社会。 北方用暴力的形式开始了探索民族融合的过程。 第一轮混战结束后，胜出者石勒首先进行尝试，但后赵政权的统治并不成功，长年积攒的大量矛盾在胡汉分治下反而被激化，加之石虎统治残暴，导致后赵分裂，引发第二轮混战。 这轮混战中，冉魏政权的君主冉闵直接开启了弃疗模式，颁布杀胡令。 杀胡令是胡汉矛盾达到顶峰后的产物，其巨大的破坏力让中原大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胡汉双方都深刻认识到了一味地仇恨并不能解决问题，每个政权应该探索的是化解矛盾的生存之道。 在这之后，第二轮混战的胜出者苻坚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企图用宽容的执政获取众多民族的归心。 然而这一方针实施在基本盘并不稳固的前秦政权上，导致苻坚的统治宛如空中楼阁，于是在淝水之战的大败后，前秦马上分裂，第三轮混战又开始了。 第三轮混战持续了五十年之久，是时间最长的一轮，最终在北魏政权手上完成了统一。 这时离永嘉之乱已经过去了快130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北魏作为自两汉以来最长寿的政权，让无论汉人还是胡人的心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统治北魏的鲜卑人学习了汉人的制度和文化，加之统一北方的功绩，令自己和其他胡族政权产生了本质的区别。 而东晋在南方的灭亡又令北方士大夫对南方政权的寄托感进一步削弱，越来越多从前不愿在胡人政权里做官的北方汉族士人逐渐认同了北魏的正统性。 虽然崔浩之死宣告了此时胡汉融合的条件仍不够成熟，汉人和鲜卑人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两者的互相认同已经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此时的北魏尽据中原领土，模仿汉人的制度，防备着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俨然和汉人王朝已经没有区别。 于是崔浩去世四十年后，在孝文帝拓跋宏的主导下，北魏政权进行了相当激进的全盘汉化改革，包括改革土地制度和官制，放弃鲜卑语和鲜卑姓，废除鲜卑旧俗和迁都洛阳等等。 这场改革实际上是胡人政权汉化到一定程度时所必然发生的，不过虽然这场改革强有力推进了胡汉融合，却也割裂了北魏政权，最终酿成六镇之乱。 但六镇之乱中汉人和鲜卑人的矛盾已经成了一个政权的内部矛盾，不管鲜卑人愿不愿意承认，大部分鲜卑人实质上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原的生活方式，无法再回归草原上重新游牧的生活了。 从北魏被割裂出去的西魏政权完成了北魏所没能走完的最后一步，那便是让这群在生活方式上已经没有区别的人在心理上互相认同，紧密团结。 当这一步走完之后，当年困扰在西晋头上的胡汉问题便宣告彻底解决，统一的大门已经打开，只是没人会想到，这条路走了将近三百年。 编辑于 2019-06-05 教历史的数学老师，边疆民族史爱好者。 先放一个结论： 五胡乱华一定会发生，只是来早来迟、烈度高低的区别。 许多人都会有“三国群雄暴打异族，统一后的西晋却被五胡乱华”这样的刻板印象，实际上西晋在八王之乱大规模自爆之前，一样是摁着胡人打的： 卫瓘妙计离散拓跋，严询揍得慕容家认爹几十年，马隆3500人讨平秃发树机能，马循在西域狂抽鲜卑，孟观以宿卫兵讨平齐万年十余万氐羌叛军，宋配斩杀若罗拔能俘虏十万定凉州。 即便是八王之乱把晋干得稀烂之后，照样有北宫纯两救洛阳、贾疋教刘曜做人这样可圈可点的战绩。 八王之乱造成了骇人心目的内耗、打烂了中原，是五胡以不多的人口得以乱华的原因。 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五胡人口不多，可也不少啊(汉人约3000万人，永嘉之乱后，汉人下降到2000万左右，而坐山观虎斗的五胡加起来约500万)。 同时，五胡乱华在初期是和汉人反抗八王倒行逆施的起义混合在一起的，后来民族矛盾才渐渐强烈，因此可以说八王之乱虽然不是五胡乱华发生的深层原因，但绝对是直接原因。 而因为编户齐民制度的限制，汉人义军和豪族组织程度比不上部落性质的胡族，所以在争夺胜利果实的火并中往往成为失败者（王弥、曹嶷）一一这几乎就是后世满清窃取明末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的预演。 实际上，在罗马衰亡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即高卢高康达运动、意大利本土奴隶起义的果实，遭到日耳曼蛮族篡夺。 罗马帝国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对比项。 中国陷入三国的时候，罗马也在三世纪危机中出了一个三国时代，罗马三国同样武德充沛，本土的伽利埃努斯、克劳狄在两次奈苏斯战役中打得哥特人积尸数十万，高卢帝国同样狂抽日耳曼人，巴尔米拉王国爆锤有名的萨珊波斯沙普尔一世大帝，奥登图纳斯不但收复了沙普尔一世活捉罗马皇帝瓦勒良时夺取的全部侵地，还把沙普尔的嫔妃给抢了。 罗马三国地图，之后高卢帝国和帕尔米拉帝国被伊利里亚王朝分别击破。 罗马三国归一之后，上台的是有名的君士坦丁大帝，可谓文成武德，一统江湖，比司马炎不知道强了多少个华莱士。 君士坦丁大帝圣主临朝，在世时打得蛮族不敢南下牧马，死后一样余威震于殊俗，继承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尤利安、格拉提安，个个是猛人，干得蛮族哭爹喊娘。 并卵，罗马帝国最后的结局我们都知道。 君士坦丁大帝只是相对于东方的五胡乱华，把那个结局推后了100多年。 为什么？ 因为蛮子早就在三世纪危机时渗透到罗马帝国的整个机体里了。 吊打蛮族的同时，军队也蛮族化。 各路蛮族在罗马帝国内部形成自己的社群，无法融合。 一旦罗马帝国衰弱，星星之火，必然燎原而起。 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展开，我们可以假设司马炎是个雄主，内镇豪强，外讨群蛮。 然后活了70多岁，传位给能打的长沙王司马乂，继续威震群蛮。 这剧本和君士坦丁大帝的剧本是不是很相似？ 知友 @叶零清秋 指出： 从百姓的角度看，五胡乱华早就开始了，东汉后期羌乱，羌氐渗入关中甚至河南，董卓为凉州大豪，部属多羌胡，董卓进军东西二京时羌胡也随之肆虐两京。 公孙瓒白马银枪英姿飒爽，白马义从堪称三国顶级骑兵，其中又有多少鲜卑、乌桓？ 曹操北伐固然轻松取胜，但他与吴蜀征战时五胡也随之进入中原到处肆虐百姓。 三国固然有文姬归汉，但文姬是去内蒙旅游被抓了么？ 不是，她就是在长安附近被抓，辗转运往匈奴。 当时长安大乱，被抓去匈奴为奴的何止文姬一人，文姬归汉了，可是其他人呢？ 三国大战，西凉军随董卓，马氏覆没，并州军随吕布覆没，幽燕军随公孙瓒破碎，北地几大重兵集团尽数在三国的漩涡中消失，西北，正北，东北三个方向尽数被五胡占据，五胡兵锋随着军阀混战也探入中原，攫取大量的人口和财富，逐渐尾大不掉。 也不知勇冠三军的张辽客死东南时有没有想起已沦入匈奴之手的故乡。 这段话说的很好，这里冒昧借用了过来。 汉末混战，人口锐减，而气候的冷期又让大量胡人内迁，中原的胡族人口比例上升，也伴随着军队一定程度的蛮族化，这在魏蜀吴三国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假设司马炎及其继承人连续数代雄主，就跟君士坦丁大帝一家人一样。 可是晋王朝总有衰落的一天吧，在衰落之前，能消化掉机体内部庞大的胡族吗？ 要知道五胡乱华，根源上不是有没有民族认同的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蛮族部落的存在有如国中之国，打散部落会损害部落主的利益一一匈奴刘氏起兵时一大罪状就是司马家有一点儿打散部落的企图，而当时匈奴五部已经遍布整个并州。 魏武时，分其众为五部，皆居晋阳汾涧之滨。 左部可万余落，居太原兹氏县。 （今山西临汾。）右部六千余落，居祁县。 （今祁县。）南部三千余落，居蒲子县。 （今隰县。）北部四千余落，居新兴县。 （今欣县。）中部六千落，居太陵县。 （今文水。）左部帅刘豹，即刘渊父。 在西晋，江统曾经提出过《徙戎论》，希望把多达数百万的胡族徙出，但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这个方案能做到的，恐怕只有汉武帝，而中国出不了第二个汉武帝。 至于强行打散内迁胡族的部落，将其同化。 曹操没做到(将南匈奴拆成五部的正是曹操，然而并不影响匈奴五部繁衍到百万人口)，诸葛亮没做到，西边君士坦丁大帝一家几代人没做到，司马家自然也做不到。 无论司马炎是不是瞎搞，八王是不是胡来，五胡乱华都是一件几乎无可避免的事情，只在来早和来迟。 那么，假设三国鼎立的局面不结束（其结束颇有偶然性，如邓艾之偷渡阴平），是不是五胡乱华就能避免了呢？ 个人认为，三国即使并立，也难免会共同腐朽下去。 魏蜀吴三国后期已经显出腐败的样子了，认为继续割据的状态可以各自维持内部革新的动力和充沛的武德并不现实，等到北方自行爆炸，五胡乱华仍然是必然发生的。 当然，东晋南北朝作为分裂期的长度，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正常的。 五胡乱华的发生，从汉末开始就是必然事件，但是其持续时间长达接近300年，却是一个偶然事件。 假设另一位面并未灭亡的蜀汉能够在刘禅去世后，能够恢复诸葛亮执政时代的严格法制，摒除奸邪，实现中兴，那么北方陷入民变和五胡乱华的夹击，或许还能成为北伐光复中原的契机，季汉复兴有望。 毕竟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国之中，蜀汉是境内胡族比例较低，而法制程度又较高的。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一切都是尘埃。 无论如何，汉文明的生命力，终究不是民族认同模糊不清的罗马可以比的。 罗马被日耳曼人瓜分，而五胡融入汉文明，这正是历史的光怪陆离之处。 编辑于 2018-12-24 毛于久 五胡乱华当然是因为二皇（武帝、惠帝）八司马呀 武帝没有平衡朝局，惠帝行止不似人君，八个司马王满天下地捣乱，再加上关中到并州的天灾，一起导致了汉人数量的减少以及汉人大族对司马家的厌恶。 汉人数量的减少和大族对司马家的厌恶，导致晋朝丧失统治能力。 而此时恰好有五个不是汉人的民族，没受到太大波及，又拥有在局部地区拮抗晋朝官方的能力。 于是这五个民族突破了“统一晋朝”这个破口袋，遮掩了同时代满地乱窜的流民军，成为后世之人宣泄情绪的重要窗口（笑）。 【以上暴论】 总结起来，五胡乱华的原因按重要性排列如下： ①司马氏政权不得人心； ②汉人总体数量自A.D.180年以来的大幅下降； ③接受汉文化熏陶的民族，自B.C.60年以来长期的人口增长。 汉人数量自灵帝时代起大幅下降，此事自不需讨论，谁都知道这个事实。 而司马氏政权不得人心，我觉得晋明帝已向世人展示过他的感受。 所以我今天只讨论关于汉族以外的民族，其人口长期增长及增长后导致的的族群行为，与所谓“五胡乱华”这一事件存在的联系。 首先，附上我在另一问题下的回答（因为我懒得复述）： 汉宣帝时期尽罢塞外诸城的做法是否决定了东汉时期长城防御能力的衰减? 此处谈到，汉宣帝在B.C.60年代（60-50）采取的多项理性防御政策，改变了原先汉军四面出击，打死打残周围各民族部落聚落的情况。 这使得部分民族得以安全贴近汉族生活，得到科技加成，生产力水平提高，族群发展壮大。 比如高句丽，这个扶余部落在汉军不再扫荡辽东后，于B.C.32年宣告立国，展现了宣帝的理性防御政策对周围民族的影响。 同时期很多部族都和高句丽一样，由于免遭汉军讨伐，又能学习汉族先进知识，成群结队地在汉族聚居区附近发展壮大。 据《中国人口史》和《中国人口通史》，各非汉民族的数量自公元前后至黄巾之乱前，增长了一倍以上，总数约600-700万人。 这些增长出的人口并不是都居住在传统汉地之外，反而因为种种原因呈现出向中原腹地散布的趋势。 导致这种情况的，我认为是类似王莽断汉这种汉人自己的骚乱，并未同等波及各周围民族。 使得在汉地深陷骚乱的汉人，向较为安定的四方逃窜； 而那些原本居住在四方的民族，则因长期以来对汉地的向往等等，趁着汉地人口减少的空档，搬入汉地居住。 这种各民族向中原迁徙的趋势，随着汉地不断动乱而加剧，最终的成果就是江统所见，雍州之民十分七八为戎狄。 这期间，汉朝廷为缓解军事困难(详见上举另一答案)，而采取的多民族联合军事行动，加速了非汉民族的壮大。 比如鲜卑在漠南的扩张，南匈奴在并州雍州的定居等等。 这些民族通过和汉朝廷的军事合作，如同走上了科技发展的高速公路，比及西晋已具备足够的文化水平与社会组织能力参与汉人复杂难懂的政治活动。 这些变化的集中提现，我认为是秃发树机能之乱 秃发树机能，是鲜卑秃发部的第三代首领。 此部落与拓跋氏同源，由于生存竞争从漠北迁徙到河西（准确的说是今天的今夏固原）。 此时的河西由于二百年汉羌大战，汉人和羌人都死了很多，让鲜卑人可以从容圈地生活。 但在A.D.268-269年，由于天气原因，陇右河西一代人类生存环境堪忧。 晋朝官僚对此采取高压措施，力求让人民群众乖乖饿死。 于是秃发树机能先生举义旗，造大反，战无不胜。 西晋时代各种各样的名人都卷入其中： 胡烈杨欣战死（两人都是外戚）、司马亮（八王之一）石鉴杜预受责、贾充划水、文鸯出阵、刘渊跑出来申请为晋讨贼（当然被拒绝了）。 同时，秃发树机能周围还聚集起了各种在西晋暴政下，难以存活的民族（以下使用现代地名）： 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的匈奴人； 甘肃兰州的羌人； 陕西宝鸡到汉中的氐人； 甘肃武威到敦煌的鲜卑人。 这群人的籍贯地连接在一起如图所示： 后来因为晋朝不断派遣关东军入关讨贼，秃发树机能选择了向西沿河西走廊一路攻城略地。 但和后面的孙吴一样，秃发树机能以一隅抗西晋全国，最终还是在A.D.279年被晋军阵斩。 其族属一部分被就地安置，一部分四散奔逃。 以上为秃发树机能之乱的简介，以下为个人看法： 首先是秃发部的迁徙定居，反映了北匈奴的灭绝、鲜卑的勃兴，以及汉羌战争在陇右造成的汉民缺失——要知道，在西汉时，上图篮圈中的城市基本全是汉人，但在西晋时已全是鲜卑氐人和南匈奴人。 这反映出，汉人在历次战乱中的庞大的人口流失，使得许多民族获得额外的生存空间，进而发展壮大成为地区主体民族。 其次，我们可以从秃发部造反的经历看出，秃发部造反是典型的中国式农民起义，经历了民心所向—大胜官军—谋求偏安—冚家富贵全套过程。 这反映出各民族在与汉族的杂居中，虽多少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社会习惯，但在整体上已经和汉人一样，同意政府管辖，需要政府救济，认同汉家制度，遵守朝廷法规，并勇于，且仅仅勇于反抗暴政，呈现出汉化、编户齐民化的倾向。 第三，啊，这鬼晋朝，还没统一全国关西就爆出这么大的乱子，亡国之相X1。 最后，秃发树机能这件事，留下了很多小尾巴： 西晋大臣张轨，因为秃发树机能凭借凉州拮抗十年，觉得凉州是块风水宝地，自请出任凉州刺史，后代建立前凉； 秃发树机能四散奔逃的族属，后来又在关中掀起齐万年之乱，吸干了晋朝中央为数不多的关东军，为八王乱政奠定坚实的基础，并让家住汉中的李特先生被迫流亡四川，建立成汉； 刘渊由于自请讨贼，坚定了晋朝廷对他的信任，最终得以被放归南匈奴，然后建立汉赵； 秃发树机能的后代，在前秦爆炸后，由于久居凉州，顺手建立了南凉。 综合以上看法，以及其他答案提到的，比如种田小能手石勒的事迹，我认为在西晋末期，所谓“五胡”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普通汉民混杂（请不要用士家来否我）。 “五胡”平民在整体上与汉族平民没有太大区别，“五胡”上层也已努力汉化，甚至演化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豪强。 他们虽然被汉族上层鄙视，但就经济结构和思维方式而言，与住在邬堡里，不怎么通文墨的汉族土豪已无区别。 民族融合这个任务，明显早已降落在西晋政府的头上。 那么，我们撇开民族视野，分析“五胡”政权，可以发现他们的创始人，依旧沿袭着汉式“起兵”、“争天下”的套路： 陈胜吴广式的恢复前朝（刘渊）； 赤眉绿林式的流民建政（李特）； 赵佗式的勤王自立（慕容廆）等。 五胡，实际上是以地区主体民族的身份，代表地区势力争夺西晋爆炸后的天下。 在他们宣告起事时，和一般情况下中原王朝爆炸后产生的地方军阀别无二致。 后世由于叠加了他们创业后的历史内容——比如由于被汉人高层敌视、编排，无法像汉族军阀一样融合各方势力，以及民族自卑心理大爆发产生的民族敌对政策等，对其初始起兵的情况，看法可能略偏民族分析。 总而言之，“五胡”起事和王浚、杜弢起事从上层而言没有太大区别，从下层而言代表了被晋朝政府欺凌的人民群众，整体和各种王朝末年烽火连天的情况没有太大区别。 那么，“五胡之乱”的原因，自然要和其他王朝末年的骚乱一样，首先归因为： 司马家乱政！ 编辑于 2018-11-14 晋朝之后的五胡乱华。 喵，提问这个事儿也要专业呀。 来，开始普及一下。 首先呢，五胡乱华的时候，西晋还没完蛋呢。 西晋完蛋是长安政权被刘曜消灭那一年，然后一直在假装北伐的牛睿同志就高高兴兴地即位，成为东晋的开国君主。 而这个时候各路胡人已经欢快地蹦跶了很多年了。 其次你说原因？ 嗯。 原因就是三国时期北方汉人死的比较多呗。 按照记忆捋一下。 黄巾起义，祸害到幽州，青州和兖州，死一地。 李傕郭汜大混战，关中正在吃人，后来连人都没得吃了。 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关中本地人口耕地根本挡不住，玩命从东方调兵调粮食。 曹操打徐州，嗯。 陶谦太守好，阿瞒来养老。 刘备被吕布背叛，困在广陵，人相食。 袁术同志自己糟蹋淮南，后来只能吃糠。 曹操打河北，嗯。 坑杀，坑杀，以及坑杀。 曹操又去打乌丸。 嗯，斩踏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不要跟我提问有没有逗号）。 好啦，北方是怎么平定的呢？ 嗯，曹老板虎豹骑qi脸，把你们一波带走。 生民百遗一，念之。 算了，别念了。 啊，还有一个。 刘备打汉中的时候，曹老板顶不住，把汉中氐族迁徙到关中去啦。 以及姜维北伐的时候，郭淮顶不住，把西北羌族迁走一大批。 总结一下，这就是北方和平的真相。 自己人嘛，死的七七八八。 胡人都牵进来，叫他们种地，当兵。 真正该杀的嘛。 其实都没死，活得不错。 黄巾军余党跟着臧霸圈了块地。 还有各路自治不表。 别问我谁干的哟。 这个北方的局面发展到西晋怎么样了呢？ 首先呢天更冷了，这个是有影响的——边疆区的耕地面积会缩小。 然后，有请一位古人为哀家现身说法——急急如律令，召唤郭钦！ 晋武帝太康二年，侍御史郭钦上疏曰：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 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 虽今服从，若数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廷矣。 宜及平吴之后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於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此万世长策也。 同志们，仔细看一下这份太康二年的文件。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这是说胡人自古难搞。 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这是说曹老板和曹老板的对手们搞得好啊。 搞得好。 ——这是畅想未来，大开脑洞。 百年之后？ 侍御史您可真心大呀。 顺便说一句，平阳是后来匈奴汉国的首都。 ——这是让他们赶快滚。 不听。 ——这是晋武帝的反应。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召唤一个人吧——有请江统。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其略曰： “四夷之中，戎狄为甚。 弱则畏服，强则侵叛。 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备，御之有常。 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於关中，居冯翊、河东、北地。 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 今已受其敝矣。 夫关中，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候隙乘便，辄为横逆。 此必然之势也。 宜及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人户为仇雠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 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 并州诸胡，建安中听其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 正始中，毌丘俭讨句骊，徙其馀种於荥阳，部户亦以千计，并皆骁勇便利。 夫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於夷狄，能不为变！ 此等皆宜申谕发遣，还於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於计为长也。” 朝廷不能用。 其实吧，这两份文件意思差不多，哀家带着童鞋们看一下。 四夷之中，戎狄为甚。 ——这是说胡人自古难搞。 ——这是说马援和曹老板干得好啊。 干得好。 ——这是皇汉江统的著名论断。 此等皆宜申谕发遣，还於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於计为长也。 让他们赶快滚。 元康九年的朝廷在干啥？ 江统同志你好可爱呀。 ——这是答复。 注意一个微小的区别。 数年后的这份文件收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意思是你胡逼逼啥呢。 不能用。 意思是你说的很好呀，然并卵。 两份文件看过之后呢，西晋时期是个啥样子，就懂了吧。 胡人和汉人的人口比例，在北方并不悬殊——这就是结论。 氐族，羌族，羯族，这都是种地的。 ——这是另一个结论。 匈奴人在山西。 鲜卑是好人。 在漠北，辽东和河西。 但是他们和晋人毕竟不太一样。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 2，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谈一谈哲学。 首先呢，五胡乱华，这是传统史学对西晋末年以来三百年大混战的概括。 第一，这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由无数个历史事件累积起来的历史阶段。 第二，一个历史事件的原因，比如说石勒为什么要杀司马越一伙人？ 这个原因很好找。 石勒王弥饿了。 司马越等人太遭恨。 还有别人希望西晋的统治集团一锅端。 等等。 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王衍那伙人的脑子有问题，选择了一条必死的行军路线。 加起来嘛，他们就烧烤了。 但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原因，这个问题是不是成立就不好讲了。 我更倾向于认为： 梳理历史阶段的原因，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 历史阶段就是历史阶段，是无数个历史事件的累积，他没有原因。 历史阶段不是由某个点，或者某条线激发，诱导出来的。 而是无数条线，无数个点按照自己的意志运动，交织，形成的一幅巨画。 这些个人意志的累加，是矢量和，不是标量和。 他们的意志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构成的结果，也不是所有人希望的那样。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可以站在唐朝建立的这个节点，对之前三百年的乱世做出总结。 但总结并不是策划和预判。 因果律这种线性思维，在研究一个混沌模型的时候，是乏力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生物的进化路线和生物圈的变化，我们作为古生物学来研究，可以梳理出一条条脉络。 但这些脉络构成的最终的那个生物圈，是不可测的。 是因果律不能解决的。 这也就是社会科学在预测和解释方面相对乏力的原因——当然，不是做不到，但是，不要用一条因果律去做。 人口数量和结构只能预言战乱和经济繁荣，预言不了其他的东西。 同样，气温，科技，湿度等指标也只能解决另一部分问题。 3，哲学谈完了，下面我们回到历史中吧。 我们看到，三国的大乱世打破了胡人和汉人之间的力量对比。 大乱世是后汉末年矛盾积累的结果，人口大幅度增长后的一个节点。 我们看到，随着气温下降，草原向南方延伸，胡人定居于塞内。 从东汉初年的羌人内迁开始，到南匈奴内附的巩固，氐族的下山，鲜卑从大兴安岭跨越漠北的分流和快速的汉化（应该说是部分鲜卑，尤其是辽东鲜卑），以及羯族的农耕（石勒是个农民）痕迹。 当然，这只是下一个大乱世的舞台而已。 舞台之上，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 嗯，接下来是比较晦涩的东西啦。 首先是秦法汉制还要不要的问题，曹魏响亮滴回答，不要！ 五等爵制复兴了。 民爵神马的扫进历史垃圾堆了。 然后是党锢之祸以来的胜负问题，太学生赢了，窦武陈藩赢了。 未尝不太息痛恨于桓灵也，谥号已经加上去了，棺材板钉上了。 董卓给你们平反，士人给你们叫好。 人民为你们隐藏消息。 同皇权斗争是这样艰难地取得了胜利啊！ 然后胜利者就去忙别的了。 这是另一条线，这条线叫——秦汉式君权的萌发，鼎盛，衰弱和朽坏，贯穿了战国后期到东汉末年这一千年的历史。 舞台是脆弱而凶险的，台基构成已经改变。 大剧院风吹雨打，气温降低。 舞台上演的是四大悲剧，麦克白洋洋得意，不知悬崖在侧。 这两条线的叠加，构成了魏晋时期的风土人情。 这两条线之间有联系吗？ 也许有，但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坐标系面前，趋势很明显。 什么趋势呢? 秦汉式的君权萌发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过西汉达到鼎盛，然后逐渐衰败，直到消亡。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 是下一种君权，或者说中央集权的萌发和孕育。 爵制消亡的时刻，新的集权模式就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但是，这种探索并不发生在朝堂上。 而是发生在帝国的边疆区。 礼失求诸野，其实，是这意思。 是的，他们是刘渊，刘聪，刘曜，石勒，王弥，李雄。 李特。 胡人和汉人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之下，新的集权方式，必然兼顾彼此。 新的君王，也必然留着两种血液。 三百年后我们知道了，这种方式有了一个最简要的新称呼，叫天可汗。 而在西晋初年，这一切，都处在孕育阶段。 那个时候，石勒可能刚刚学会了汉语。 刘聪正在洛阳太学读书，对中原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江统和郭钦盯着这些在首都大街上穿行的异乡人，胸中涌出的浓重不安最后化成不朽的政治文件。 既然我们明确了，旧帝国的死亡，就是新帝国的开始。 而新的帝国和集权方式，是在底层孕育的。 那么，西晋的上层在干什么呢？ 答案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旧体制已经死了。 曾经统御过东亚世界的秦汉帝国，被他们亲手埋葬了。 但他们又奢望着再创辉煌，他们明知道旧帝国的制度已经死去，但又试图在各个场合继续模仿他。 所以在魏晋，你看不到二十等军功爵，但你，还能看到三公九卿。 你看不到荆楚刺客横行漠北，但你能看到三千死士一朝云集。 你看不到孝，但你还是能看到以孝治天下。 你看不到激赏酷吏的君主，但是还能看到希望君主靠谱的可怜酷吏。 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精神分裂，简称精分。 而精分是没有效率的。 所以很不幸，秦汉帝国死去之后的这几十年，我们的政治生态，无非混和维持。 当然，也有聪明人。 复兴五等爵制，只是这些聪明人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彻底恢复西周制，试图在维护士族分封利益的基础上，也维护版图的完整和扩张。 好可爱的想法呀，可惜痴人说梦。 当然，我理解他们。 西周制是他们唯一能够参考的，也是曹老板去世前夕的自我暗示——我是周文王吗，我是周文王吧。 可惜，世殊时异。 西周能够在封建制的基础上维持扩张和领土完整，恰恰在于，封建制在当时相对于部落邦联，是绝对先进的。 是加强集权的手段，而不是相反。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还很大，周人的地盘还很小，有大量的未知之地，可以允许方伯们进行扩张。 也正是由于天下广阔，赋予方伯一定领域内的兵权，有利于统一。 但西晋不再是这样了。 这个世界就这么大。 各路方伯却仍有兵权（西晋的四征四镇和汉朝是不一样的，具备治理民众的权力。 这个制度，起源于曹睿后期，司马懿镇关中。 在向上溯源，是曹仁镇樊城，夏侯渊镇关中） 打不出去怎么办？ 八王之乱。 好了，三条线已经纠缠在一起： 胡汉的力量对比+寒冷，秦汉制度的死亡和集权的周期性衰败，西晋高层对于新制度的探索和试验。 但是记住，这不是什么原因。 这只是历史的脉络，我们描述历史时采取的一些简笔画，最快速度勾勒出线条和轮廓。 因为历史是由无数条线交织而成的，这三条线，无非是最好识别。 在看到这三条线之后，你就知道： 1，八王之乱是不可避免的。 齐王，楚王，成都王，长沙王，都是热血上头的中二青年。 殿中的少佐们，心怀鬼胎，孙秀看着潘安，咬牙切齿。 这些年轻人才是火并的动力，贾南风和皇帝脑残不脑残，杨骏和司马亮妥协不妥协，都没卵用。 年轻人得不到出头的机会，年轻人想出头，年轻人手里有兵，年轻人失去了旧帝国的一切道德准则，而这一切，都是注定的。 2，胡人入侵是必然发生的。 算不上入侵，他们无非是聚集在塞内的少数民族。 他们是西晋的臣民。 和吃不饱饭的汉族苦逼一起反了，仅此而已。 3. 五胡乱华是铭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个历史阶段。 他彻底踢爆了西晋上层试图维持名义上集权的假面具，而让真正的英雄们流着血在边疆出生。 石勒之后，还有比汉人还试图像汉人的苻坚，还有孙子兵法和孟德新书的好学生姚苌，还有刘裕，还有在边疆区出生的高欢，尔朱荣和宇文泰，最后的最后，还有杨忠和李虎，还有杨坚和李世民。 4，不但秦汉帝国会死，隋唐帝国，在朱温篡唐那年死去，明清帝国，同样如此，那一天是1912年2月12日，记住这个日子。 5，集权和专制只占了历史上的一部分时间，另一部分时间，中国沉溺在血海中。 你所关注的五胡乱华，无非是两个集权之间的血泪纠缠，政治这东西，永远起源于苦寒之地。 诞生在血与火的风暴中，伴随着绝望和忧患。 6，即便如此，华夏从未死去。 7 因为如此，华夏永不死去。 the end. 类似的问题就不要再探讨了哦。 这是说的最碎和最清楚的一次。 编辑于 2018-03-11